他們在“文革”期間曾叱咤風云，獨領風騷，是不可一世的學生“領袖”。他們的名字，對于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來說，也是耳熟能詳。當他們?yōu)檫^去的行為付出了慘痛代價后，如今，又身在何處？

五大紅衛(wèi)兵領袖

亂世狂女聶元梓

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云人物。她先是當上北大?！拔母铩敝魅?，繼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wèi)兵和群眾時，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聶元梓和軍師們策劃搶了三個“頭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聶元梓的授意下，他們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為叛徒。這些老同志相繼被捕入獄。其中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誣陷朱德委員長.聶元梓召集手下干將，炮制了《歷史的偽造者、反黨野心家——再評〈朱德將軍傳〉》等三篇反動文章，刊登在《新北大報》上，在國內(nèi)外造成惡劣影響。第三是貼出全國第一張公開炮打鄧小平總書記的大字報，誣陷鄧小平同志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其同時，聶還加緊了對鄧小平子女的迫害。鄧樸方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申辯的權利，開除黨籍，刑訊逼供。鄧樸方采取了當時惟一可行的方式來表示他的憤慨和不平。他從樓上縱身一跳……

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的聶元梓被發(fā)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nóng)場勞動。她往北京寫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鋃鐺入獄。

聶元梓的個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歲時同第一個丈夫離異，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壓力，1966年同第二個丈夫結合，又是淡而無味的婚姻?！拔母铩睍r，她違心地領著紅衛(wèi)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兒子找到北大來論理，她還躲著不敢見，并暗地里指使紅衛(wèi)兵：“他們不是好人，轟出去?！睆拇耍偷诙€丈夫脫離了關系。聶元梓在73歲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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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派“女杰”譚厚蘭

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大學的造反派曾分為“天派”、“地派”，譚厚蘭與王大賓結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譚厚蘭

1968年7月28日凌晨，譚厚蘭最后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農(nóng)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qū)某部農(nóng)場勞動。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diào)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jiān)獄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發(fā)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于起訴的決定。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y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

幾度風雨王大賓

1966年大學畢業(yè)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到那場席卷全國的“造反運動”中，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1968年毛主席關于紅衛(wèi)兵小將要接受工農(nóng)兵再教育的指示發(fā)表后，這位已任北京地質(zhì)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wèi)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wèi)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的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

王大賓

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zhì)學院隔離審查，并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釬具，每月工資69元。

1973年，王大賓在接受審查期間患了嚴重的胃病。當時他的女朋友聞訊從成都趕到武漢，為他熬藥送飯。他們于同年底結婚。第二年，添了個女兒。1983年，王大賓的妻子調(diào)回原籍深圳，王大賓卻因故調(diào)不去，雙方協(xié)議離婚。1987年夏季，有人給他介紹了都江堰市婦幼保健站的醫(yī)生劉素芬。初次見面那天，王大賓首先送上一份別致的“禮物”——自己被關押受審的材料。劉素芬比王大賓小8歲，是共產(chǎn)黨員。一年后，他們在劉素芬的單位宿舍結婚。

王大賓后來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巖釬具有限公司的總經(jīng)理，同時還兼任中國鋼協(xié)釬具協(xié)會常務理事，中國巖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產(chǎn)的拳頭產(chǎn)品已出口中國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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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派“領袖”韓愛晶

“文革”開始后，韓愛晶在去國防科委“請愿”靜坐的28個晝夜中，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zhàn)斗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

韓愛晶 右1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里，韓愛晶寫了自己歷史上最骯臟的一筆。這個小型“審斗會”審斗的是功勛卓著的老帥彭德懷。當時彭總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線副總指揮。韓愛晶非法強行揪回彭老總，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會前，北京衛(wèi)戍區(qū)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總理“不準打、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游斗、不準開萬人以上斗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jīng)過時”，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他們逼迫彭老總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并寫“認罪書”，剛直不阿的彭老總據(jù)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后7次將彭老總打倒在地。使彭老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nèi)傷。一個星期后，北航又召開了數(shù)萬人的“批斗大會”，不顧彭老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老總搞“噴氣式”，會后又掛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總，連陪斗的張聞天同志頭部也被打成血腫。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韓愛晶率人誣陷和企圖打倒徐向前，綁架、迫害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人……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nèi)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jiān)獄18處，先后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華提出要趕走工作組。結果，清華大學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了多次反蒯斗爭，蒯大富被開除團籍。7月18日，形勢急轉，毛澤東指示：“不要工作組，要革命師生自己來搞。”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來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很快，蒯大富成為清華井岡山的頭目，人稱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組織井岡山兵團干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智擒王光美”。他們詐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把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到醫(yī)院，然后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大學。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華大學召開了批斗王光美的大會，彭真等人也被押來陪斗。從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領導下，清華大學武斗一直沒有停息，這就是著名的“清華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傷多人。

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宣傳制止武斗。蒯大富決定以武力抵抗，不讓工人進校。造反派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隊襲擊，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傷。毛澤東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見五大學生“領袖”，點了蒯大富的名。會后，五大學生“領袖”回到學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了一名電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1992年，他和妻子來到了山東省蓬萊市司家莊振興實業(yè)總公司。蒯大富被任命為總公司總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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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者自述：我在文革中遇到的可怕荒唐事

文革札記：一件可怕的荒唐事

那是1968年的上半年，文革這把火已經(jīng)燒了快兩年了，北京中學校園里的“革命”早已落潮，大字報、大批判、激烈的派仗，漸行漸遠，再也提不起大家的興趣了?！皬驼n鬧革命”雷聲大，雨點小，最終流產(chǎn)。平日校園里，除了開飯的時間，幾乎見不到有人在走動。很多同學根本不來學校，有些人一年半載也見不到一面。那時住校的同學不多，小貓三兩只，學校開始恢復昔日的寧靜。不同的是，失去讀書聲的校園，給人更多的是一種落寂與荒涼的感覺。

說起來，年輕人總是耐不住寂寞，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年紀，雖說無所事事，整日也閑不住。那時，我與朋友鄭君“盤踞”在校園偏僻的角落，昔日的理發(fā)室成了我們的窩居，在里面當起逍遙派，夜伏晝出，無拘無束，很是愜意。自打文革開始，理發(fā)師傅早已去向無蹤，住在那里最大的好處是安靜，室內(nèi)有水有電，洗漱煮食十分方便。

那些日子里，閑了，我們或是閉門讀書，或是外出游玩，無線電、半導體也算是另類的“路線斗爭”;餓了，或是去食堂打飯，或是用電爐煮面條稀飯;饞了，兩人湊點零錢去小飯館搓一頓。通常是在周末回趟家，與父母打個照面，順便帶回一些米面油鹽。那時，在大學工作的父母也身處文革的激流之中，誠惶誠恐地度日，根本顧不上子女。作為沒有書讀的中學生，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算是十年動亂里最值得懷念的一段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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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天，是軍宣隊還是當時管理學校的什么人跑來叫我去辦公室，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核實。來人一臉嚴肅，似乎真有大事要發(fā)生。我不敢怠慢，一路小跑，緊隨而去。

辦公室里，有幾個人坐在那里低聲交談，神情肅穆，看裝束打扮就知道是外地來京的外調(diào)人員。文革時期，流行外調(diào)，全國各地，屁大點事就會派人出去調(diào)查，反正坐火車不要錢，順便游山玩水，到處逛逛，公私兼顧，何樂不為？

“你是高二×班的同學？”我還沒有落座，已經(jīng)有人開始發(fā)問了。

“聽說去年你去過江西？”

“去年我們學校去過江西的人多了，還有兩位同學慘死在南昌城外的亂槍之下。有什么事嗎？”我頗有些警惕地反問。

“這我們知道。你與廖×林是同班同學嗎？”

“沒錯，去年4月，我正是與廖一起從北京出發(fā)去的江西?！蔽野底宰聊?，找我到底是為什么事呢？

“能不能請你給我們講述一下你們?nèi)ソ鞯木唧w情況？”聽對方口氣比較委婉，我心里踏實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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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外調(diào)五花八門：追查歷史的，核實現(xiàn)行的，有的沒的，七大姑八大姨，老死不相往來的，都要給你查個人仰馬翻。外調(diào)人員也是魚龍混雜，看菜下飯，嘴臉不同：對行政級別高又沒有“被打倒”的，他們小心翼翼，笑臉相陪，唯恐得罪;對黑五類，走資派，他們居高臨下，聲色俱厲，顯盡威風。

從他們的表現(xiàn)，你可以判斷出自己的處境。必須說明的是，在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里，人性很難得，最不缺乏就是打手與惡棍。有時，這些家伙往往比主子更加可惡，更加難纏。所以，那時不管什么人，面對外調(diào)人員時總是要加倍提防，避免給自己或是親朋好友招惹麻煩。

既然人家客氣，咱也主動配合。況且時隔一年，記憶很清晰，我便從出發(fā)開始講起：

1967年4月，文革進入最為詭譎的時期，全國各地革委會相繼成立，各派大聯(lián)合卻又大打出手。開始棍棒石塊，繼而真刀真槍，你攻我防，熱鬧非凡。天子腳下的北京也不太平，大學在打，中學在斗。武斗死人的消息此起彼伏，早已不再是新聞。同班同學廖×林為人一向低調(diào)，很少關心和參與學校里的文革運動，經(jīng)常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聽說江西兩派劍拔弩張，形勢危急，也想順便去革命圣地井岡山看看、逛逛?；蛟S認為時局動蕩，出遠門有個伴兒好些，于是他便找到了我。兩個血氣方剛的毛頭小伙，一拍即合，說走就走。

我們從北京站乘南下的火車，經(jīng)鄭州、武漢，在株洲換車，4月下旬到了南昌。那時的南昌氣氛相當緊張，一派退守，一派圍城，揚言“農(nóng)村包圍城市”，即將“血洗南昌”。城里大部分商店已經(jīng)關門閉戶，街道上行人稀少，不時有各類武裝人員乘卡車或是列隊通過，帶有高音喇叭的廣播車來回穿梭，呼吁人們“誓死保衛(wèi)南昌”，隨時準備抗擊“來犯之敵”。夜晚，城里城外不時傳來陣陣槍聲，在夜空中久久回蕩，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大戰(zhàn)在即，處處風聲鶴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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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剛到，人生地不熟，經(jīng)常在空蕩的大街上閑逛，也曾到南昌起義紀念館里尋找槍支。怎知，晚來一步，能用的早被人搶光了，只好將出土的，已經(jīng)拉不開栓的殘破手槍，包上塊紅綢布，別在腰里給自己壯膽?，F(xiàn)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很搞笑。

沒過幾天，我在江西醫(yī)學院遇到了北京商學院的老張，他當時是南昌城里的風云人物。他介紹我到南昌鐵路局造反派組織辦的《鐵道風雷報》里當攝影記者。據(jù)說是要拍下一些武斗場面與傷亡人員的照片，上交中央領導，反映江西文革的危機狀況。

滿懷革命壯志的我，十分敬業(yè)地接受了這份極具挑戰(zhàn)性的任務，廢寢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行的廖君不以為然，他依舊堅持要去吉安，上井岡山，我倆就此分道揚鑣。隨后幾天，聽說他在吉安遇險，被對立派抓捕。那時的小道消息五花八門滿天飛，真假難辨，聽說也就聽說，根本無法核實，加上那陣子我確實很忙，整天挎著相機，開著吉普車到處跑，沒時間細想，也就沒往心里去。

“這就對了！”我說到這里，有人插話。

“廖×林同學在吉安生米鎮(zhèn)被捕后遇害。前一陣，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經(jīng)群眾舉報，兇手落網(wǎng)。殘害他的兇手已經(jīng)供認不諱，講述作案經(jīng)過，指認作案現(xiàn)場，我們這次來北京就是要落實這件命案?！?/p>

我聽了大吃一驚，幾乎同時喊了起來。

“不可能！你們一定是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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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會搞錯？廖和其他幾位遇難人員的遺體已經(jīng)被挖掘出來了，這是當場拍攝的照片?！庇腥税褞讖堈掌频轿业拿媲?。

“這怎么可能，上個月我還見到了廖×林。他家住在北大蔚秀園，離學校很近，不信，我可以帶你們?nèi)ズ藢?。”我看也沒看一眼照片，胸有成竹地說。

接著，我把廖后來給我講述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講給他們聽。

廖是乘船去的吉安。由于天氣悶熱，傍晚他在甲板上睡著了。怎知，這艘木船突然遭到對立派船只的攻擊，兩船相撞，廖和一些人落水了。隨后，他們被對方用長竹竿打撈上岸，經(jīng)過審訊，關押起來。半夜時，有聽懂當?shù)胤窖缘娜饲那母嬖V他們，對方打算將他們處死，為自己一方死難的人員報仇。

大家一聽，慌了神。那陣子，江西武斗十分激烈，槍來炮往，死傷慘重，最后雙方都殺紅了眼。常常出現(xiàn)親朋好友被打死，抓住俘虜報仇雪恨的慘劇。我作為“戰(zhàn)地記者”，親眼見到并拍下了被捆綁在樹上槍殺或是用刺刀捅死的血肉模糊的尸體。

說起來，人真是奇怪的動物，第一次見到這樣血腥的場景，我渾身發(fā)抖，膽戰(zhàn)心驚。后來見多了，習以為常。竟敢獨自一人，打著電筒，在冰凍的冷藏車廂里，為成堆的死人逐個拍照。戰(zhàn)場上的死者，大多肢體殘缺，嘴斜眼歪，面目猙獰。當時的我，還不到20歲，與他們近距離接觸，卻絲毫沒有感到恐懼與恐怖?，F(xiàn)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言歸正傳。當時，廖和一起被關押的人聽到死亡的消息，害怕過后，決計拼死一搏。午夜，他們趁看守人員松懈時，撬開后窗，逃了出來。他們慌不擇路，在漆黑的稻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拼命奔跑，終于擺脫了后面的追兵。沒想到，一個晚上，沒吃沒喝，竟然從江西跑到了福建，才算松了一口氣?？梢?，求生的欲望，真的可以產(chǎn)生常人無法解釋的巨大能量。后來，廖從南昌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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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桌上的照片，我們都懵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位稀里糊涂頂著廖×林的名字死去的人是誰？怎么會發(fā)生這樣可怕的荒唐事？對于我的同學廖×林來說，真真切切地有過死里逃生的經(jīng)歷，實屬萬幸。

可是，那位“冒名頂替”的死者呢？他也是父母生，父母養(yǎng)，活生生的一條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殘害了。十年文革，血跡斑斑，罄竹難書，是一場空前絕后的全民族的浩劫。中華大地，上上下下，幾乎無人可以幸免。這場動亂，無論過去多少年，至少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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